解说（第2/3页）

满洲民族建立的王朝——清朝将占压倒性多数的汉民族置于统治下，其中央政府采取一种双重体制，即主要官员中的满人与汉人人数相同。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但是，至于两者之间如何沟通、用何种语言，几乎没有被提及。宫崎的《清朝的国语问题的一方面》（全集第14卷）率先阐明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清初内阁同时作为翻译机关，将满文翻译成汉文，汉文翻译成满文，制成满汉合璧的文书。而到雍正帝之时，特别是在成立军机处后，内阁的权限移往此处，在此满文的文书用满文处理，汉文的文书用汉文处理，不再需要翻译。宫崎阐明了这个变化过程。

东亚研究所委托的下一个题目是“中国的边境统治策略”，这里所指的边境是在边境居住的异民族。宫崎负责其他人都不承担的清朝的西藏统治政策。清朝将西藏纳入管辖范围是在雍正帝统治时期，雍正帝即位之后，他一直居住的藩邸被改建为喇嘛寺、赐予西藏等事情，留在了宫崎的记忆中。东亚研究所委托的下一个题目是“英法联军的北京占领事件”，1943年（昭和十八年）他发表了《从中国方面的史料看英法联军的北京侵入事件——特别是主战论与和平论》（全集第16卷）。

如此长期致力于清朝史研究的宫崎深感熟读清朝基本史料的必要，忆起先师桑原骘藏的教导，他开始通读可以被视为《资治通鉴》续编的《十一朝东华录》。从最初开始阅读，经过康熙朝读到雍正朝的时候，他发现所写的内容和事件非常有趣。创立了军机处的雍正帝、派远征军到西藏将其纳入保护的雍正帝，他们看起来是分别不同的人物，但在逐渐对准焦点后，雍正帝的人物形象便浮现出来。读完《十一朝东华录》中雍正朝部分的宫崎就此中断阅读，开始搜集关于雍正帝的资料，在文学部陈列馆的书库的一隅邂逅了卷帙浩繁的《雍正朱批谕旨》。

发现由十八函一百二十册构成、朱墨二色套版印刷的《雍正朱批谕旨》后，他像着了魔一般地埋头阅读，在协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安部健夫推动共同研究班的同时，他一气呵成写出了作为岩波新书之一出版的《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这些情况在《〈雍正朱批谕旨〉解题：其中料价值》的“序言”中被生动地描写出来，这里不再赘述。

以流畅易懂的文字写成的《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后的1950年春出版了。虽然不是最畅销的书，但深远地影响了关心中国的广泛人群。今日试着重读此书，“对基督教的誓言”之中雍正帝对苏努一家坚决的宗教镇压以及“忠义超越民族”中在满洲民族王朝统治下的年羹尧与曾静的笔祸案件给人留下了特别新鲜的印象。宗教、政治与民族问题也正是在现代世界史中最为重要的题目。另外，“独裁政治的界限”的末尾，雍正帝那令人落泪、充满善意的政治由于采用独裁君主制的形式，不但得到的回报出乎意料地少，还产生了与预期相反的效果等带有总结的地方，即使在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今天还是被视为警世之文。

正篇《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中，宫崎没有解说作为依据所使用的史料，但根据附载的《〈雍正朱批谕旨〉解题：其史料价值》可知，这是一部“纵横无尽”地运用《雍正朱批谕旨》的作品。

但是，“对基督教的誓言”这一章，不仅使用了汉文资料，也灵活运用了基督教耶稣会的法国传教士——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写给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的书信等。宫崎自己对此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整整二十年后，矢泽利彦编译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平凡社，东洋文库）出版。其中“2雍正编，1971年刊”所收录的第二篇书简到“3乾隆编，1972年刊”的第一篇书简为止，每一篇都是关于苏努一家的信仰以及遭受迫害的极其详尽的记录，但原书极其稀有、难得一见，连京都大学图书馆等都没有收藏。

但是今年，我有幸参观了宫崎家玄关旁双层书架上的藏书，夫人松枝女士注意到在里面的一个角落有十四册书脊文字无法确定的、以熟皮装订的厚厚的西洋书籍。这正是1891年刊行于里昂的《耶稣会士书简集》的全本。与杜赫德的大著《中华帝国全志》全四册同样，是宫崎1936年以后在法国暂住期间购入带回的。该书网罗了来自雍正帝统治之下的中国的书简，在第11卷随处可见用红色铅笔划的线，写着“苏努”、“年羹尧”等汉字，而且代替书签夹在书中的是邮局的收据，上面盖着“京都净土寺24·3·2”的邮戳，不禁让人联想到昭和二十四年（1949）宫崎在准备写作本书时精读这卷书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