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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神疑鬼的她已准备相信，是他们刻意挑选了这个看来颇具仁慈风范的人，因为他们知道欧斯特拉柯夫就是一个肥胖却不失高贵尊严的人。

“我不需要帮助。”欧斯特拉柯娃最后终于决定回答，然后恐惧万分地观察他对这句话的反应。但就在她观察之时，那个笨蛋管理员却决定要径自开口大叫。

“夫人，他是个绅士！他是英国人！他很关心你！你病了，夫人，整条街的人都被你吓坏了！夫人，你不能再这样把自己锁在里面。”停顿一下。“他是个医生，夫人。是不是，先生？有名望的精神科医生！”然后欧斯特拉柯娃听到那个白痴低声对他说：“告诉她，先生。告诉她，你是医生。”

但陌生人不赞同地摇摇头，回答说：“不，这不是真的。”

“夫人，开门，否则我要叫警察了！”管理员大叫，“苏联人，搞这种丑事！”

“我不需要帮助！”欧斯特拉柯娃又说一次，更加大声。

但她心知肚明，比起其他任何事物，帮助，正是她此刻最需要的。没有帮助，她无法动手杀人，就像葛利克曼一样。即使是那个恶魔亲自出现在她眼前，她也无法杀任何女人的孩子。

在她持续的警戒中，那个小个子男人缓缓地跨前一步，让他的脸，活像在水里扭曲的脸，占满整个窥孔；她第一次看到那张脸上的疲惫，藏在眼镜后面布满血丝的眼睛，眼镜下方的沉重阴影；她感觉到他对自己的热心关怀，无关死亡，而是关乎生存；她感觉到自己看见一张关切忧心的脸，而不是早已忘却悲悯为何物的脸。那张脸继续往前靠，信箱的啪嗒一声，几乎令她错误地扣下扳机，这让她不寒而栗。她感觉到手掌的痉挛，就在即将扣下扳机的那一瞬间突然住手，然后从门垫上捡起信封。这是她自己的信，寄给将军的信，她的第二封信，诉说：“有人想杀我”，用法文写的。但她仍不愿轻言相信，她宁愿怀疑那封信是个诡计，他们拦截了这封信，花钱买，动手偷，或使尽任何手段。但看见自己的信，认出开头的字句与绝望的语气，她顿时对尔虞我诈感到全然的厌倦，她厌倦不信任，厌倦在满心期待善意之时犹不断揣度恶意。她又听见那个胖男子的声音，学得很好的法文，但有些生疏，让她想起她从隐约记得的学校里学到的押韵诗。如果他所说的是谎言，那么这就是她一生中所听过最狡猾诡诈的谎言了。

“魔术师死了。”他说，呼出的气息让鱼眼窥孔蒙上一层雾气，“我代替他，从伦敦来帮助你。”

此后的几年，也很可能是终此一生的岁月里，彼得·吉勒姆都不断述说这天傍晚他返家的故事，尽管坦诚相告的程度有所不同。他特别强调，这天的情况很特别。第一，他那天脾气很坏，一整天都如此。第二，因为他对英国财政收支失之轻率的评论，让大使在每周例行的会议中公开指责他。第三，他刚新婚不久，年纪非常之轻的妻子怀孕了。第四，她打电话来的时机不巧，就在他刚解完圆场传来的一封既长又极度无聊的密电之后不久。他们第十五次告诫他，除非事先获得总部的书面许可，否则不，不可以在法国土地上进行任何行动。第五，当时正是整个巴黎陷入定期发作的绑架恐慌时节。最后，众所周知的，圆场派驻在巴黎的主任职位，是专为行将入土的官员所准备的葬仪展示场，平常所做的无非是偶尔与一大堆非常腐败、非常无趣的法国情报部门官员餐叙，他们花在搜集彼此情报的时间，还比对假想敌进行谍报工作来得多。事后吉勒姆坚称，任何人在指控他过于急躁鲁莽之前，必须先将所有的这些因素列入考量。值得一提的是，吉勒姆是个身强体健的人，有一半法国血统，但较具英国本色；他身材瘦高，也几乎可以称得上非常英俊。然而，即便他使尽全力奋战，毕竟也已年近五十，少有实务人员能跨越这个年龄的门槛，继续活跃在专业领域中。他有一辆全新的德制保时捷轿车，但有点儿丢脸的是它以外交人员的优惠价格买进的，尽管大使高声反对，他仍把车停在大使馆的停车场里。

玛莉-克莱儿·吉勒姆在六点整打电话给丈夫，当时，吉勒姆正准备把他的密码簿锁回保险库。吉勒姆桌上有两线电话，一线理论上是自动拨接外线，另一线则必须通过大使馆的总机转接。玛莉-克莱儿打的是外线，他们之前曾说好，只有在紧急状况才能这么做。她说的是法文，这是她的母语，但他们最近都以英文沟通，以增进她英文的流畅程度。

“彼得。”她说。

他立即感觉到她声音中的紧张。

“玛莉-克莱儿？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