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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代表一家大公司。”史迈利说，“在许多业务中，有一项是为自由报道者设的文学与摄影部门。”

“所以呢？”

“从很久以前，我的母公司就很乐意偶尔从莱比锡先生那里收到一些作品——通过中间人——交给我们的客户去加工与处理。”

“所以呢？”柯列兹奇玛先生又说一次。他的头微微上扬，但表情毫无改变。

“最近，我们母公司与莱比锡先生的交易关系作了一些修正。”他略微停顿，“最初是通过电话。”他说，但柯列兹奇玛很可能没听过电话的事。“他再次经由中间人寄给我们一份作品的样本，我们很希望能向他订购。我来这里就是想和他讨论合作条件，以及未来的委托事宜。当然，我们认为这些条件应该由莱比锡先生提出。”

“到底是什么样的作品——莱比锡先生寄给你们的作品——请告诉我，麦斯先生？”

“是一张情色照片的底片。我的公司一向坚持只收底片。当然，莱比锡先生很清楚。”史迈利很谨慎地指着房间的另一端。“我很相信照片是从这个窗户往下拍的。很特别的是，这张照片里，莱比锡先生亲自上阵当模特儿。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操作相机的必然是他的朋友或生意伙伴。”

柯列兹奇玛先生蓝色的眼睛仍然直视前方，也仍然天真无邪。他的脸，尽管很怪异地毫无特色可言，却给史迈利一种勇敢无畏的感觉，但他也不知道是何缘由。

你要和莱比锡那种卑鄙小人周旋，最好就要有像我这样的卑鄙小人来照料你，托比曾说。

“还有另一个问题。”史迈利说。

“嗯？”

“很不幸的，在这张底片引起我们的注意之后不久，在这个事情上扮演中间人角色的那位先生，遇到了严重的意外。因此也就影响了与莱比锡先生的一般联络渠道。”

柯列兹奇玛先生的忧虑形于色。他颇为关切地皱起眉头，柔和的脸庞被乌云笼罩，他非常尖锐地开口说：“什么意外？哪一种意外？”

“致命的意外。我来警告奥图，同时也要和他谈谈。”

柯列兹奇玛先生有一支纯金铅笔。他不慌不忙地从衣服内侧的口袋掏出来，拍拍笔头，仍然皱着眉头，在面前的便笺上画了一个圆形。然后他在上头加了一个十字架，又画了一条线穿过他的创作，接着咋舌说：“可怜！”他做完这一切之后，重新整顿好，对着机器简洁地说：“不准打扰！”只听见一阵喃喃低语声，是那个浑身灰色的接待员表示收到指示。

“你说莱比锡先生是你母公司的一个旧识？”柯列兹奇玛先生重拾话题。

“我相信你也是，很久以前，柯列兹奇玛先生。”

“请说得清楚一些。”柯列兹奇玛先生说，两手把玩着铅笔，仿佛在检视黄金的品质似的。

“我们谈的是陈年旧事，当然。”史迈利颇不赞同地说。

“我了解。”

“莱比锡先生逃离苏联之初，是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52。”史迈利说，“安排他逃亡的组织是以巴黎为根据地，但身为波罗的海人，他宁可住在德国北部。德国仍被占领，他很难维持生计。”

“对每一个人都是。”柯列兹奇玛先生纠正他，“每一个人都很难维持生计。那是财政极度困难的时期。现在的年轻人完全无法想像。”

“没错。”史迈利同意，“对难民来说尤其艰难。无论是来自爱沙尼亚还是萨克森，生活对他们来说都一样艰难。”

“完全正确。难民的情况最糟。请继续。”

“在那段时间，有相当多的情报产业。各式各样。军事的，工业的，政治的，经济的。战胜国准备要付出大笔金钱，搜集彼此的重要资料。我的母公司就参与这些产业，并在此地派驻代表，负责更正资料，并传回伦敦。莱比锡先生与他的伙伴成为我们偶尔交易的对象。论件计酬的自由工作者。”

尽管听到了将军遭遇致命意外的消息，一抹出乎意料的微笑，从柯列兹奇玛先生脸上倏然掠过。

“自由工作者。”他说，仿佛他是初次听到这个名词，而且很喜欢。“自由工作者，”他复述，“就是我们。”

“这样的关系当然是暂时性质。”史迈利继续，“但莱比锡先生身为波罗的海人，有着其他的利害关系，因此一直和我的公司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往来，通过巴黎的中间人。”他略停顿，“一位将军。几年前，在一场争执之后，将军受命移居伦敦，但奥图仍与他保持联系。而将军也仍然是他的中间人。”

“直到他发生意外。”柯列兹奇玛先生插嘴道。

“确实如此。”史迈利说。

“是交通意外吗？一个老人家——不太小心？”